1829年，這座以單獨囚禁與勞役並行的東州市立監獄改革了美國刑法史，其影響遍及世界各地。香港域多利監獄、北京第一座監獄也曾參考其模式，以無處不在的監視、刻板嚴苛的規條改造囚犯。這裡保留的歷史並不光彩，曾經在這裡待著的人大抵算不上英雄，為什麼費城著意保留它的舊貌，而不將之活化﹖
在《規訓與刑罰》，傅柯觀察到19世紀刑法改革的兩大轉變 — 從對罪犯施以肉體傷殘轉而囚禁監控﹔從公開處刑以血淋淋的奇觀震攝人心，轉向以隔離禁閉作為懲罰、藉由諱莫如深的牢獄生涯，劃出「守法」與「犯法」的界線。費城東州市立監獄的設立就是刑法史的轉捩點。
根據傅柯的描述，這座監獄就像堡壘似的，外牆巍巍矗立，中庭建有監視塔，巨塔的四方八面延伸出通往牢房的走廊。牢房狹小而長，每一間也開設置後窗，容讓警衛從監視塔窺伺犯人的一舉一動。囚犯的起居飲食、以至識字課堂、日常勞務(如皮鞋製作等)通通都在此間進行。囚室閘門緊閉，留下只容傳送餐盆的趟窗，加上囚室之間沒有窗戶，犯人無法彼此接觸。在幽暗與孤獨之中，犯人看不到警衛，卻無時無刻感受到自監視塔投射過來的注視。傅柯總結﹕「因為永遠有人看著你，因為永遠被人看著，所以能夠使人保持紀律，永遠順服。」監獄名為「Penitentiary」，正旨在以監控與規管迫使人在靜默中懺悔(penitent)，從此改過自新。
與其說傅柯意圖考究刑法制度的理念變革，倒不說他更著重思考權力機制如何以不可見的手段運作。透過剖析費城監獄的建築與管理模式，他強調的是監控、制裁與評核如何羅列出一系列客觀標準，矯正犯人的行為，從而使人慣於服從規矩，再也不懂得反抗為何。這是對身體一舉一動的馴服。可是，傅柯的文字再精闢、圖像資料再繪形繪聲，卻始終取代不了親身走入歷史場景的悸動。
造訪這座監獄的日子，陽光灑出遍地明媚。踏入高聳的大石門，我只見石牆嶙峋又森然，斑駁的苔蘚與時間流趟的污垢鋪陳出洗不清、看不穿的黯淡，地下通道更幽幽的滲出陰冷。穿過幾重關卡，我站在監獄的中央，拿著導覽耳機開展古蹟探索之旅。儘管一步步的依循導覽的指引，但監獄的設計整齊得木無表情，若非門牌號碼，根本難以分辨身在何方。一式一樣的鐵閘祼現出片片鏽紅，一模一樣的通道塗抹成暗淡的白，鐵欄與鐵柵密密麻麻的交錯交集，向人宣示﹕此路不通﹗確實，身在其中的人根本無路可走，任由監獄規章修正其行為，將參差突兀的個性盡數改寫為格式齊一的檔案編號與犯罪歷程。
遊走其間，導覽講解領著我的想像 — 19世紀末，罪犯被拘到此處，身外物統統被剝個清光，換上粗布囚衣、罩著頭套，世界從此再無顏色，也失去任何質感與味道。當囚室的閘門打開 — 囚徒只能遵從獄卒的提示舉步，隨即腦瓜又給硬生生的按下，方且勉強跨進門框。終於，他擺脫了頭套，世界卻縮小至跑不動、跳不高的小方格，但日子卻延伸成無盡的空虛。即使日復日的勞務、累累贅贅的聖經訓言、獄卒重複又重複的指令也填不平那不痛不癢、不生不死的空洞。無論日子如何走過，眼睛看到的是一塊塊黑白灰、耳朵迴蕩著腳步、閘門與鐵鎖的聲響，嘴巴啖出苦澀。漸漸地，身體感官越發麻木，存在有如紙牌似的輕飄飄，但那如影隨形的凝視卻始終壓著每一口呼吸、每一下轉念。
這是19世紀所稱許的監獄管理新模式。據展覽文字介紹，當時籌建委員會深受基督教貴格派(Quaker)教義的影響，相信只要隔離花紅酒綠的引誘，輔以聖經訓令的指導，每個人也可以洗淨罪孽，重寫生命的篇章。他們的美意轉化為單獨囚禁的舉措與剝奪一切感知欲望的監獄空間。根據導覽講解與文字介紹提供的例證(如當時的年度報告、專家觀察與獄卒日誌等)，東州市立監獄確實效果昭著 — 至少20世紀以前，罪犯從不曾大舉發動暴力反抗，亦鮮有機會逃脫。若干逃獄的個案大多於幾日之內遭抓獲、又或自行重投羅網。
可是，良法美意卻敵不過濫權枉法與社會現實。早於1850年，司法機關已經接獲投訴，顯示人道對待囚徒的原意，竟然又注入鐵鑄口枷、束縛衣與暴力虐待等新內容。從監獄管理的角度看來，這些資料說明了本來的舉措並未能確保罪犯個個循規蹈矩，以維繫其中的秩序與運作。事實上，英國小說家Charles Dickens觀察監獄設施後，就指出此乃誘發瘋狂的設計，並且批評監獄籌建委員會對此全然無知。確實，20世紀美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滋生了貧窮與種族歧視，而兩者又再三煽動著費城的犯罪率。1913年，監獄管理層因應囚犯數目大增，決定不再施行單獨囚禁，以減輕財政負擔。但人滿之患卻有增無減，1920年代的數字顯示，原本只為囚禁300人的監獄卻拘留逾2000人。何況，老舊的設備追趕不上新形勢，尤其是獄中種族衝突日益激烈的年代。1961年1月8日，32名囚犯劫持了8名監卒，放火燒毀監獄檔案。短短數小時的暴動，充份說明了東州監獄管理的崩壞。1971年，監獄正式關閉。
1980年代中，市政府銳意推動重建，其中一份建議書就提出圍繞古老監獄興建購物商場與時尚的高級住宅。市民、歷史學者與保育人士卻紛紛反對，主張保留其歷史原貌 — 不作額外矯飾、也不作翻新改建，老老實實的反映老舊建築所經歷的風霜。即使當時監獄早已荒廢，卻又因供水系統滲漏，而轉變成流浪貓、紫花泡桐與野草的城市棲地。
究竟什麼是東州市立監獄的「原貌」﹖142年間，這座歷史古蹟經歷了擴建、修繕與崩壞，保育工程旨在保留什麼﹖
除了基於安全考量而予以加固外，工程修復了若干囚室以呈現不同年代的監獄管理方式，又另置展覽場地討論司法制度、罪案與公義的當代課題。顯然，保育不單為了建築樣式，而是保留時間踐踏過的痕跡。這些痕跡呈現了囚徒、獄卒、司法機關等不同視點的故事，並從費城的角度回顧美國人有關罪與罰的記憶。從過去監獄的建置，我們得以探究內裡空間分佈如何限定了獄卒與犯人的互動，以收管控之效。從監獄的擴建與崩壞，我們看到刑法制度如何維繫文明秩序，由此反思如何劃清非法與合法的界線。更重要的是，保育工程蒐集了監獄的原有物件(如鐐銬、囚衣與醫療器具等)，又整理了相關的文獻檔案(包括政府公件、建築草圖、管理報告、犯人日記等)，並且一直主持不同的研究計劃思考監獄措施如何回應社會問題、而治安不靖的原由又是什麼。
費城保留了一幢古蹟，也保留了那些處於法律界緣、幾乎無名無姓的人物經歷。透過囚犯的檔案紀錄，我們看到黑社會頭子卡邦、銀行大盜Willie Sutton、以至為求協助黑奴妻子重獲自由而挺身犯險的George Norman，還有那些因販賣私酒、接受墮胎手術、又或戀上同性友人而入獄的故事。我們如何理解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司法制度保障了社會群體享有其生活，又如何確保囚犯得到公平的對待﹖假若司法機關做錯了，我們又如何修正其內容，使之更符合當代社群的需求﹖監獄的建置讓我們看到了政治家、刑法機關與學者的構想。但是囚犯與受害者的故事，卻讓我們一窺過去不同社會階層的貪嗔愛恨，看到不同人如何在特定的社會情勢下作出的抉擇。這些平凡人的故事或許不甚光彩。但我們卻得以清楚看到法律如何定義文明社會的規矩，如何試圖達致公平公義的理想。
費城之旅籌劃得匆忙，造訪這座監獄前未有查考任何歷史資料，更想不起它與傳柯著作的關連。不過，徘徊於監獄的囚室、廊道與展覽空間，現場的蒼白與衰頹，卻讓身體點點滴滴的喚回傅柯的論述，彷彿走回歷史場景，感受舉手投足不得自由的壓抑。我們都幻想自己是奉公守法的好市民，與非法勾當毫無瓜葛。但是，東州市立監獄卻拓展我們對刑法秩序、對司法公義的反思。當司法制度不再公正、當法律變成壓迫個人自由自主的工具，奉公守法究竟是昧於是非的鄉愿行徑、抑或是為虎作倀的共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