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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真博物館﹕如何記錄城巿與人的愛情﹖

  • 作家相片: Vivian Ting
    Vivian Ting
  • 2天前
  • 讀畢需時 8 分鐘

愛上城巿的感傷

文學家帕慕克(Orhan Pamuk)感嘆﹕


「鄂圖曼帝國瓦解後,世界幾乎遺忘了伊斯坦堡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其長逾兩千年的歷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對我而言,她一直是一座廢墟之城,沉浸於帝國斜陽的憂傷。我一生不是對抗這種憂傷,而是讓她成為自己的憂傷。」


毋庸置疑,帕慕克的憂傷源於其對出生地的愛戀。即使這座城市歷盡滄桑、面對傳統與現代的轉折又惶然失措,他依然愛著她的一切、為她的未來而傷神。他曾借小說人物凱末爾之口解釋,愛情令人將自己最寶貴的獻給全心愛著的人,卻不指望獲得任何回報,但這份傾慕卻足以讓世界變得美好。他將自己的才華與心力傾注於伊斯坦堡的書寫,記錄老百姓如何於政局不穩與生活貧乏之間散發著尊嚴,也揭示共和國如何以壓制與暴力掏空其多元文化,使得城市剩下單調又盲目的非黑即白。他荷擔著這座城市的憂傷,只為尋找地道伊斯坦堡人真切又敏銳的視角,發掘她既不全屬阿拉伯世界、亦非盡歸歐洲現代文明的文化底蘊。


愛著伊斯坦堡的一切,帕慕克的書寫謝絕旅人的獵奇幻想與本土人對自身文化的鄙視,著意尋找這座古成既不全屬阿拉伯世界、亦非盡歸歐洲現代文明的文化底蘊。  圖:sandsun
愛著伊斯坦堡的一切,帕慕克的書寫謝絕旅人的獵奇幻想與本土人對自身文化的鄙視,著意尋找這座古成既不全屬阿拉伯世界、亦非盡歸歐洲現代文明的文化底蘊。  圖:sandsun

2008年,帕慕克的小說《純真博物館》拋開本地人對自身的鄙視,向讀者吐露富家子弟凱末爾與窮親戚芙頌熱熾又不可理喻的戀情。兩人的愛情嚐過土耳其第一家果味汽水的甜、沉浸於家居遊戲通姆巴拉(Tombola)的樂也融融、憧憬著陶瓷狗擺飾所吐露的現代小確幸。小說描寫的生活舊物統統來自帕慕克的收藏,他流連於古董店、跳蚤市場蒐集林林種種與城市記憶攸關的物,堆砌出凱末爾與芙頌相愛相離又相逢的故事。2012年,與小說同名的博物館向公眾開放,並按小說章節劃分成不同展區,紀念兩人戀情,也紀念70、80年代伊斯坦堡已然消逝的生活印記。當往事如煙雲消散,博物館所紀念的物事不復存在,文學家的愛情又如何讓所愛的地方變得美好?


物與人的邂逅

凱末爾與芙頌的愛情始於一件奶油色皮革手袋。細密的針步修飾著手袋微隆卻又不失利落的線條,山狀鈕扣輕巧的坐落在口金飾邊,手袋正中央由得珍妮·克隆(Jenny Colon)的金屬名牌霸氣的宣示﹕這可是土耳其人人驚豔的法國貨!法國名牌手袋以炫目的姿態陳列於櫥窗,也只有一家名為香舍榭麗的精品店方才有門路將之引入伊斯坦堡最繁盛最洋氣的瓦裡科納大街(Valikonağı Avenue)。


珍妮·克隆手袋是70年代,伊斯坦堡人人稱羨的法國名牌奢侈品。當時不少精品店的老闆要不從Elle、Vogue等雜誌複製時尚,要不找到逃稅的法門直接從巴黎購買流行服飾。
珍妮·克隆手袋是70年代,伊斯坦堡人人稱羨的法國名牌奢侈品。當時不少精品店的老闆要不從Elle、Vogue等雜誌複製時尚,要不找到逃稅的法門直接從巴黎購買流行服飾。

時為1975年,凱末爾與未婚妻茜貝爾偶然經過這家精品店,留意到這件價格貴得荒唐的名牌手袋。他想要贈予曾經留學法國的茜貝爾,以此襯托未婚妻的身份與品味,也申明自己的濃情蜜意。可是,茜貝爾卻從手袋所用的縫紉線看出其粗劣複仿,催促凱末爾無謂大灑金錢,立即退回膺品。真假珍妮·克隆所洩露的,不是兩人對潮流時尚的掌握,而是更難以言喻的身份差異。凱末爾出身於紡織大戶,即使富及三代,不斷追逐奢侈品的潮流,卻始終不諳玩物之道﹔身世顯赫的茜貝爾雖然家道中落,卻自小就與歐、亞兩地的精品雅玩一起生活,從而塑造其對物的見識,以至對自己身份的矜持。


想不到,一場購物、退貨的小風波竟然讓凱末爾重遇當上售貨員的窮親戚芙頌。兩人因退錢的瓜葛展開了一段沒頭沒腦的地下戀情。眼見凱末爾即將結婚,芙頌恐怕其放浪將遭受社會唾棄,不得已嫁作人婦。可是,凱末爾始終未能忘情,遂取消與茜貝爾的婚約,轉過頭追求芙頌。長達9年的光景,他硬生生擠進心上人的家庭生活,與芙頌的父母、丈夫舉家一起吃飯、看電視、玩通姆巴拉遊戲,偶然又與芙頌夫妻看電影、上咖啡館,甚至砸錢投資予她丈夫拍攝電影。為了填補相對不相親的茫然,凱末爾不時偷走芙頌所曾觸碰的日用品,閒來追憶依人的一顰一笑,證明兩人共同渡過的幸福時光。


《純真博物館》一作,帕慕克以體察入微的筆觸發掘日用品的多重詮釋,博物館展廳則以富有想像力的展示方式有血有肉的呈現城市的常民生活。他認為日常起居、作息、娛樂莫不由各式各樣的物而開展。物因應人的需求而造,擴展身體五官的功能、解決生活的難題,也豐富了生活的。我們役物、玩物、戀物、拜物……物陪伴著我們渡過生命的不同時刻,也見證著我們生活的抉擇。儘管物的功能與樣式往往受限於時代需求與文化習尚,但相同的物件走入不同的家庭,卻又因應人的個性與經歷,衍生出不盡相同的生命故事。帕慕克以文學家的敏銳善感,追查物的來歷、質料、應用與想像,尋找伊斯坦堡人的共同經驗,進而探究每個獨立個體的渴望。

托附於物的情懷

70年代的伊斯坦堡幾乎人人都愛上抽煙,拿出香煙與火機立即拉近人與人的社交距離。據帕慕克觀察所得,香煙誘人的魅力並非來自尼古丁的力量,而是它於毫無意義的世界,令人相信自己正在做著一件曉有意義的事情。或許這件有意義的事情就是在階級分明的社會裡,拉近人與人的關係,使人在煙霧繚繞間融入周圍環境,佯裝成其中一份子。有趣的是,凱末爾向來喜歡美國貨萬寶路(並非保加利亞產的冒牌萬寶路),芙頌卻只得選擇本土煙薩姆松。隨著凱末爾漸漸融入芙頌的家居生活,他也愛上煙味嗆得咳嗽的薩姆松,甚至有樣學樣跟心上人一般在點煙前搓弄香煙。芙頌呢,只要凱末爾在場,她總禁不住模仿有錢小姐兩指輕捻、手腕外托的優雅手勢,抽纖長美國煙似的只把香煙抽到半截即掐滅。


在帕慕克看來,遞煙、點煙、夾煙、吐煙與掐煙頭的連串動作早成構成了伊斯坦堡人的另類手言,訴說不同人的性情品貌。在博物館入口,他將4213枚煙頭按年月日整齊排列,並且註明當日芙頌心思的千迴百結。一枚枚煙頭,有的看來像腦袋被踩扁的小人、有的像渡船的煙囪、也有的似是發出危險訊息的感嘆號。帕慕克認為芙頌的手勢賦予它們不同的形相,而不同形相的煙頭也寄托了芙頌當下的情感、甚至因其情感之濃、渴望之深而留下靈魂的碎片。她感到心滿意足時,食指尖會溫柔的把香煙摁在煙灰缸裡,彷彿不忍將痛苦施之於其他生物。當她的夢想破碎、生活無事可為,殘餘的煙支被擠弄得彎折抽縐,掐滅煙頭竟是憤怒與絕望唯一的宣洩。


甫一踏入純真博物館的入口,觀眾即看到4213枚煙頭按年月日整齊排列,並且附有簡短文字註明當日芙頌的心思。帕慕克認為煙頭的形相不但反映了芙頌掐煙的手勢,也寄存了她的靈魂碎片。  
甫一踏入純真博物館的入口,觀眾即看到4213枚煙頭按年月日整齊排列,並且附有簡短文字註明當日芙頌的心思。帕慕克認為煙頭的形相不但反映了芙頌掐煙的手勢,也寄存了她的靈魂碎片。  

毫無疑問,觀眾不是芙頌、也不可能成為凱末爾,兩人荒唐又俗氣的愛情又與人何干?不過,帕慕克卻從煙頭探究芙頌所表露的壓抑、羞怯、開懷、慌亂與懊惱等情緒,以百科全書式的陳列展示情感表達的千姿萬態,向觀眾剖析伊斯坦堡女子在重重社會規範的迫逼而不得自主的窘困無望。相較而言,尋常博物館往往以學術框架規限其對物的詮釋,甚至不惜假借宏大論術,掩飾其對現實的冷漠。其冷靜又平板的詮釋往往將人的悲歡離合濃縮成歷史事實的一抹微塵,無足輕重、也無甚可談,更無力觸發任何對生命、對過去的省思。但純真博物館卻以人類共通共感的情懷,促使觀眾從凱末爾的眼光檢視芙頌以至其他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其演繹以獨立個體的經驗為中心,透視人心的幽微曲折,將小人物置於時、地、物的脈絡,勾勒出人於時代浮沉的意義。消融了歷史、地域與社會階級的隔閡,博物館的展示就成為一道古與今的橋樑,邀請觀眾從凱末爾與芙頌的故事思考人性、也思考自己如何回應世界。


從煙頭到髮夾、從電影戲票到咬過一口的雪榚筒……純真博物館的藏品卻承載著凱末爾對芙頌的回憶,也見證著作者帕慕克對伊斯坦堡的愛情。這些看來瑣碎又無聊,卻藏著舊物主人的靈魂,留待有心人傾聽其故事、研究其與時代、與地方的關連,訴說一時一地的喜怒哀樂。擁有一座收藏尋常舊物的博物館,作者再次借凱末爾之口說﹕「我這一生過得很幸福。」即使伊人消逝、伊斯坦堡再也不復往日風采,作者卻堅持幸福就是靠近所愛。唯有愛情來過,留下了共同經歷的瑣碎舊物,回憶有所依托就絕不會如煙雲散逸。因為擁有回憶的人得以為自己度過的歲月、自己所愛的物事賦予超越時空的意義與價值。後來者也得以藉由舊物所保存的回憶、意義與價值,看到城市變與不變、保留與捨棄的緣由,進而思考自己何以成為當下的「我」、自己又將以什麼態度或行動回應城市的滄桑變化。


我的家是博物館

眼見同輩人對伊斯坦堡的歷史身世無感,卻一味收藏美國煙盒等新奇物事,帕慕克說﹕


「土耳其人民在自己的博物館裡,應該欣賞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西方繪畫的蹩腳模仿。我們的博物館應該展示我們的生活,而不是我們的有錢人感覺自己是西方人的幻想。」 


他相信未來的博物館不應該奠基於皇宮華廈,反而必須回到我們的家居,誠實的呈現自己與家人的生活、訴說我們對自身身份與命運的思考。換言之,「純真博物館」不獨是一場以文字對抗城市失憶失語的保育行動,更是一個文學家將地方之愛予以形質的「家園重建」項目。


「家」是我們棲身之所,賴以安身立命之處,俾人從生活、從家族延綿的經歷、從社區的變與不變的脈絡,認識自我、表現自我、正視自身的偏執與糾結。唯有人人參與自家歷史的書寫,樂意認識他人於地方落地生根的經驗,每個人的本土故事也就足以連結他人,重構自己與周遭環境的關係。如此本土故事的目光不僅止於一時一地,也不再將人對地方的理解局限於人所共知的表面現象,而落實到現象背後千絲萬縷的因由,藉以孕育出改變現狀的想法與行動。


必須指出的是,人與地方的愛情許是含蓄的、癡迷的、又或率性的,其色調卻不免因著現實的黯淡而透著幾分哀愁。帕慕克憂心伊斯坦堡只講「土耳其性」而忘卻其文化底蘊的多元,更傷神於其既要追慕西方文明、又蓄意擺脫所謂「西方霸權」的價值。他著意發掘伊斯坦堡小人物的多聲道故事,正要闡明她如何迷失於傳統與現代拉扯,從而認清現實、思考未來的方向。不過,他的愛情並未得到回報,土耳其政府指他詆毀人民,不少極端主義者甚至當眾焚燒他的著作洩憤。難道文學家的愛情終究無法令世界變得美好?


在《黑暗時代群像》中,鄂蘭曾說﹕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熒熒微光。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為明亮,因為它們看見對方,並期待相互輝映。」


我們無法預見愛情是否剩下徒勞的嘆喟。假若人與地方的愛情落實到自身經驗的尋索、身邊市舊物的蒐藏,每一家家居博物館就點起了推動轉變的星火。當每個人的回憶也散發著微光,美好未來的思考將代代相傳而燃燒文明轉向的火炬。或許這份希冀就是帕慕克所謂美好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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