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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ivian Ting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如何從肖像藝術破解國家歷史的迷思﹖

更新日期:2018年11月28日

提到John,你想起誰的身影﹖John Woo、John Keats、John Locke、John Dewey、John Kennedy,還是John Constable﹖你為何記著他﹖他的故事跟你有何干連﹖假若他從不曾存在,你可會若有所失﹖一座肖像藝術館又如何介紹歷史上,數不清的John、Jane、George與Harriet﹖



開宗明義,華盛頓國家肖像藝術館以講述美國人的故事為己任,致力透過各式人物的肖像訴說個人如何塑造美國歷史發展與文化。藝術館相信這些藝術家、政治家、科學家、研究人員、社運人士等美國人的所作所為凝聚了國民身份認同,發掘他們的故事讓人認清自己是誰、如何開拓未來。


然而,何以見得肖像藝術館的是談論偉人事蹟最合宜的公眾平台﹖在大小不同的展廳內,陳列著一幅又一幅名人畫像(豐功偉蹟或可另添一尊塑像),再配上一塊又一塊聊聊百多字的生平資料。幾十年寒暑、生命經歷的喜怒哀樂就盡數歸納於藝術作品與文字,觀眾從中記取了什麼﹖一系列傑出美國人紀錄片、又或網上名人傳記檔案庫會否提供更翔實的資料,讓人看到非凡成就背後的心路歷程﹖


肖像藝術館的另一難題在於﹕沒有肖像作品,其人其事就無從說起。因此,達官貴人富人紅人偉人的故事易講,但窮人工人邊緣人少數族裔與平凡人的故事卻隱而不見。可是,近數十年來歷史學者卻注意到平凡人的一言一行或許無足輕重,但他們匯聚的群體力量卻是歷史轉向的主要動力。如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就以歐洲鞋匠、盜賊與爵士樂樂手等非凡小人物(uncommon people)的故事分析平凡人如何於日常生活衝擊既定體制秩序,改變社會面貌。事實上,單單以美國獨立戰爭為例,其勝利幾乎與大陸軍將領的「神機妙算」無攸。面對精銳的英軍,他們屢戰屢敗,卻依然堅持屢敗屢戰,而其戰鬥力就來自志願者、僱佣兵、新移民、釋囚、酒徒、黑奴、身無分民的的農民所組成的23萬大軍(當然少不了法國等外國勢力的支持)。今天我們逛博物館不難看到華盛頓、傑弗遜等開國之父的偉大形象,卻鮮有想到那些藉藉無名的大陸軍。但這些小人物如何看待自己參戰的經歷、如何理解新成立的「阿美利堅合眾國」,莫不真切的反映人於社會的位置,以至政府對人民的責任。


顯然,華盛頓國家肖像藝術館的挑戰不但在於思考「美國人」的內涵,更在於如何豐富多元的美國人故事。


按照編年史的方式,藝術館劃成不同的展廳,依據不同年代的社會面貌陳列各式人物的故事。儘管年代劃分離不開國家政治發展,如主權國家的成立(1781-1814)、南北戰爭與重建時期(1861-1877)、經濟大肅條(1930-1940)等,但策展方向卻旨在更深入的討論人與社會的關係。如討論19世紀中葉南北戰爭以前的美國面貌,藝術館將之形容為社會革新的實驗場。展廳內,我們可以看到政壇精英、輿論領袖正在為廢奴與蓄奴鬥個你死我活之時,社會各界對於時代需求卻自有不同的解讀。


1820年代,學者編輯Noah Webster正埋首整理《美式英語字典》(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好讓新國家新時代得以創造屬於自己的語言﹔彼時舞台劇演員James Henry Hackett以其首本名劇《李伯大夢》(Rip Van Winkle)嘲弄新政府所謂自由與民權的虛妄。


現代文明衝擊著原住民的傳統,Sequoyah鑽研出一套由85個符號組成的音標書寫切羅基族的語言,傳統文化得以文字紀錄一一保留下來,而切羅基族甚至於1828年刊行雙語新聞週刊,試圖融入新時代﹔對於頭腦精明的企業家Cornelius Vanderbilt來說,這是商機處處的黃金世代。他正盤算著以減價戰、敵意收購、抑或倚仗政治後台的操弄,擴展其航運與鐵路的霸業。


1840年代,宗教領袖Lucretia Coffin Mott不但參與廢奴的討論,更積極籌組各個女性團體推動婦女民權運動,倡導女性必須為自己爭取權益,維護其生而為人的尊嚴﹔此時,終於擺脫奴隸枷鎖的Frederick Douglass出版其自傳《美國黑奴的故事》,又創辦報社,發表文章剖析奴隸制度何以違反美國憲法、何以背離基督教教義,致力為同胞爭取權益。


毋庸否認,肖像藝術館的陳列方式毫無新意,但其策展安排卻顯出研究著力之處。在同一展廳內,我們看到不同社會背景、不同信仰、不同族裔的美國人如何探索新時代新構想,並一一付諸實踐。在此,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不單是政治領袖、社會精英的實驗場,也同樣是原住民、非裔美國人與民權份子實現理想的大本營。儘管文字介紹精簡,卻求一針見血的品評其人功過,而不作忌諱矯飾。如談及工業家Henry Clay時,即指出其成功在於看準鋼鐵工業的發展潛力而投資獲利,但旗下工廠運作的高效率則全仗剝削工人權益、甚至採取鐵血手段瓦解工會組織。藝術館所描述的美國歷史,不限於政治角力所帶動的治亂興衰,而是著眼於人— 男女老幼、外來的、本土的、說著不同語言的 — 何以來到這一片土地、如何在此開展人生,又如何以其經歷豐富美國、美國人的內涵。從國家歷史的角度而言,當非裔報人Frederick Douglass倡議「權利無分性別、真理不限種族膚色」時,其理念並非只為少數族裔或婦女而設。那是對國家的諍諫,促使所有美國人思考《獨立宣言》所謂「人皆生而平等」的意義。


不過,舉凡涉及權力與私利,歷史一貫的殘忍又冷酷。即使藝術館館藏包羅畫像、雕塑、歷史照片、印刷品與肖像剪影畫,這些肖像藝術莫不受限於時代,將少數族裔描畫成無靈魂無法教化的低等生物,又或將屠殺原住民的將領塑造成擴展疆土、推動文明發展的國家英雄。藝術館無法改寫過去,更難以漠視肖像藝術所拆射的偏見成見私見。有見及此,策展人著意與當代藝術家合作,透過駐場計劃邀請藝術家研究其館藏,並以創作發掘過去肖像藝術所抹殺的歷史。如近期舉辦的展覽「無.視﹕重看我們的過去」(Unseen: Our Past in a New Light)就由兩位當代藝術家Titus Kaphar、Ken Gonzales-Day從肖像藝術所呈現與隱沒的歷史,探討歷史書寫的不同面向。


Titus Kaphar的作品刻意模仿歐洲學院派的寫實畫風,重繪過去美國歷史故事、又或社會生活場面。其描畫細緻華麗,洋溢出19世紀現代發展的意氣風發。但經營畫面的手法卻異常粗野,往往以撕扯、剖割、又或鋪蓋,揭示歷史背後的隱情。如作品〈慈愛底蘊〉(Behind the Myth of Benevolence)乍見偉人傑弗遜的肖像竟然帷幔似的攤搭在另一畫作之上。軟軟垂垂的肖像再也看不出《美國獨立憲章》起草人的英明干練,但其半掩半開卻又翻出另一景像—正待出浴的非裔女子伸出頭來,一臉目然的正視著觀眾,彷彿不甘無聲無息的隱沒於幽暗。


這女子大抵就是Sally Hemings — 傑弗遜所蓄養的黑奴,也是無名無份無地位的妾婢,一生至少懷有6名傑弗遜的孩子。或許她並不是Sally,誰曉得她長得什麼模樣﹖Sally的父親是奴隸主John Wayles、母親是黑奴。她不過是奴隸主的財產 — 其勞力、身體以至孩子都只能屬於主子,生命裡頭容不下所謂「自我」、又或任何個人權益。藉由雙層畫布的裝置,藝術家描畫的許是傑弗遜與及其秘密妾婢的史實,也是當時奴隸主對美貌女奴加以「眷顧」的現象。我們無法理解「愛」的底蘊出於肉體的痴迷、掌有權力的快感、還是高高在上的憐憫﹖觀眾盡可心安理得的讉責傑弗遜不仁,但我們真的樂見「人人平等」﹖傑弗遜草擬的《美國獨立憲章》曾宣稱「人生而平等」的理想,而藝術家卻以另一重畫面顯示更真實、更無情的普世通則—「有些人比別人享有更多的平等」。誰不喜歡享有一點特權﹖又有誰在乎剝削廉價勞工,以換取物質的豐足﹖半真半假的歷史圖像呈現過去的實況,也質問現今社會大眾又如何理解「平等」。


另一位藝術家Ken Gonzales-Day直指種族偏見難以消解,在於偏見早已根植於各種社會體制。他的創作透過搜集不同博物館的館藏,並以攝影手法加以分類、重整與修繕,以突顯文化體制如何不自覺的淹沒少數族裔的故事。如〈命名〉系列,他自國家肖像藝術館館藏挑選出政治家、工業鉅子、學者等雕像,拍攝出一組美國白人精英群像。這組群像被歸類為「藝術館館藏」,每一件藏品也詳細收錄其人其事,以及相關創作團隊的資料。在展場內,這組社會精英群像恰恰與另一組原住民肖像兩雙對照。藝術家的拍攝手法相類,兩組造像看似同樣的刻劃精細,顯現出不同人物的神采。其實,原住民肖像並不是藝術品,而是國家自然科學博物館館藏。更精確來說,它們是原住民容貌模型,屬於人類學「標本」,見證著19世紀專家學者借生物學的框架鑑定種族髗骨與面容特徵,以確認其族群尚未進化成現代人。


耐人尋味的是,這批「標本」的資料只收錄了田野考察的地點與時間,卻沒有相關人物的記錄。藝術家花了四年多時間,參詳博物館館藏檔案與其他歷史文獻,終於找出其中幾位原住民的姓名,使得每一張肖像照重拾生而為人的尊嚴。藉由社會精英與原住民群體、鼎鼎大名與默默無聞的對比,藝術家的攝影群像令我們們不得追問﹕這些人是誰﹖他們如何被記認﹖而記認的手法又如何構成當下的歷史知識﹖兩組照片之間,藝術家特地配置一張大理石古典雕像的巨幅攝影。那是一尊符合古希臘人體美准則而製作的雕塑,命名為「美國」,代表著國家美善的理想。在同一展廳內,藝術家所紀錄的人物肖像都是屬於美國人 — 即使他們無力不遵從古希臘美的標準﹖他們都認同「美國」所投射的理想﹖「美國」又何以容納不同聲音、不同想法﹖


波蘭詩人辛波絲卡曾說﹕「了解歷史真相的人,得讓路給不甚了解的人。以及所知更少的人。最後是那些簡直一無所知的人。」或許我們總不免遺忘過去的人與事,最終也將被後來者所遺忘。可是,在遺忘佔有我們之前,我們能否從過去聽取一些指引﹖或許我們不必記得Sally Hemings、Lucretia Coffin Mott又或Frederick Douglass的生平故事,但我們能否記著肖像藝術館所帶來的思考—何謂「平等」與「個人權利」,又或國家歷史又屬於誰﹖記載著誰的聲音﹖畢竟,博物館總得橫在遺忘與記憶之間,試圖拯救世世代代所珍惜的人與事。可是,整個社會記得什麼、遺忘什麼,卻全在乎我們如何理解過去、如何糾正自己的無知,使得一切理想不至化為毫無意義的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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