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社會分化的風潮，這一年美國博物館紛紛舉辦與移民、女性又或少數族裔相關的展覽。可是，不少展覽要麼高舉理想口號、揚溢著阿Q式英雄主義，要麼以當代藝術的伎倆泡製出與眾同樂、四海一家的幻想。博物館又該如何討論離散、壓迫與隔閡，與社會一起正視過去﹖
面對歷史的陰霾，紐約New Museum的專題展覽〈Signs of Empire〉(符號帝國)，展出英國非裔藝術家John Akomfrah的四組錄像作品，探討既屬於非洲人、亞洲人、也屬於歐洲人的近代史。《符號帝國》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日本「見聞錄」，但書中記述並非學者的田野考察，而是哲學家邂逅日式商店、地鐵站、戲劇、俳句與和食而點燃的感觸。藝術家挪用書名命名其早年一組作品，而博物館又借以申明展出作品的創作方向。展覽〈符號帝國〉揭示了跨文化交會往往帶著彼此對異國風情的想像，使得他國淪為空洞的符號，任由一己的想像填塞其內涵。光怪陸離的想像無限延展 — 把人定義為可供販賣與展示的貨物、抱持一套「文明優劣論」藉以抹殺不同文化、相信強權剝削足以為其他族群帶來「文明」等，然後放任暴力與貪婪橫行，將自己的信仰、語言、生活方式與文化價值強加諸別人，使之任由宰割予取予求。
耐人尋味的是，展覽不單借《符號帝國》訴說文化邂逅的血腥與殘酷，更借助羅蘭巴特跳脫又夢幻的片斷式書寫點明John Akomfrah不啻是處理聲音與影像的詩人。油畫中，那一身歐式華服的黑奴閃著焯焯的目光﹔新聞影片紀錄了示威者被殖民政府的警察(也是自己的同胞)毆得鮮血長流﹔其間，非洲鼓與槍炮同時爆出呯嘭的節奏﹔旁白又以波瀾不驚的語調念出Charles Dicken與Virginia Woolf對世情的觀察﹔轉眼間，影像燻出煤炭的灰濛濛，那是19世紀英國工廠全力開動的繁華景象﹔全球貿易帶動了亞洲的渡假勝地，宣傳海報畫出豔陽照耀的繽紛享受﹔沉靜中，文化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質問﹕何以非洲人甘願以英語取代母語，以至失聲失語﹖Akomfrah的作品交織著合了時事報導、文學篇章、歷史圖像、檔案資料、以及藝術家超脫現實的錄像片段，彷彿把近代史的迷妄、狂亂與希望封存於聲音影像。聲音敍述不是影像的詮釋，影像也絕非聲音敍述的圖解。影像時而定格於那一幕歷史場景、時而滾動出時代翻天覆地的轉變，聲音或以節拍與韻律書寫種族共融等議題的質感，又或配以理論與時事資料叩問我們如何理解自身於世界的位置。眼睛與耳朵的資訊互通互換，偶爾又互相矛盾，觀看與傾聽的不同觀感閃現出多重的想像 — 那是全球殖民帝國的歷史榮光、非洲與亞洲人文化身份的失落、航海大冒險的突破、社會邊緣族群的焦慮…
〈遠征一﹕符號帝國〉(Expeditions One: Signs of Empire )是Akomfrah早年的作品。一幕幕從統治者線視描繪的殖民地圖像 — 野蠻愚眛的土著、富庶的農地、卑微逢迎的獻禮、淳樸又低俗的儀式，還有死亡與傷口…沒有主語的文字碎片似的灑落於影像之間 — 征服、神話與傳說之間、被克服、惹人生病的氣候環境…無論是歐洲人、亞洲人，還是非洲人也可以從自己的生活處境填補圖像與文字的空白，拼揍出截然不同的意義。來自從未思考何謂「解殖」的城市，我記得影像中閃過詩人Aimé Césaire的話﹕
「我所訴說的，是那數以百萬被巧妙地灌輸以恐懼、自卑情結、戰慄、屈膝、絕望、奴
才態度的人。」
其實，殖民的霸權思維從未曾消退，無論是國與國、又或不同群體之間，恃強凌弱、消除異己的事情依然曾出不窮。一旦處於強勢，我們難免把凌霸事件解讀為實力自然而然的擴張，又或崇高道德的全民實踐。即使身處弱勢，我們總不禁往權力、往主流靠攏，以圖明哲保身、撈一票亂世資本。如何保持自我，不受強權的誘惑、也不為受害者的框架所限﹖
展場另一角落，〈迷魂海〉(Vertigo Sea)的三扇屏幕翻起海洋桀驁不馴的原始力量。萬丈波瀾撼動地心的咆哮、殺人鯨群出捕獵的血色漩渦、還有奴隸船傳來的鐵鏈鐺鐺、皮鞭撻伐身體的號叫與垂死奴隸的呻吟。浪濤滾滾，觀眾幾乎順著潮來潮去漂流至Virginia Woolf的幽清夢國，但獨腳船長誓要剿滅白鯨的恨意，卻讓船頭劈開浪花直闖入殺與被殺的睹局。大海無邊無際，水母的悠然、冰山的深沉與極光的絢爛，誰又管得什麼征服與擁有﹖大浪嘩啦嘩啦的捲過來，一連串數字急升，那是近年難民渡海身亡的比率，也是追求自由自主而付出的價碼。黑人作家Olaudah Equiano茫然的眺望遠方。200多年前，他奔走四方只為以親身經歷指證奴隸貿易的暴行，致力推動廢奴運動。他傲然挑戰命運，卻改變不了自己一生無處安頓，幾千萬同胞一直活在不屬於自己、拒絕接納自己的土地。
從大自然紀錄片到經典油畫、從新聞圖片到藝術家重構的歷史場景，Akomfrah旁徵博引發掘出逐浪求生的冒險旅程—海洋生物的生與死、捕獵者的成就與敗亡、難民與奴隸的希望與絕望，通通繫於大海無從估量的心思。但海洋也造就了北極熊與海狗、獵人與鯨魚、奴隸商販與非洲人、走私頭子與難民組成的群落。在沒有疆域界限、也看不到預設終點的大海，他們彼此相爭相持，又因風高浪急而迫得相守相望。其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恨情仇卻恰恰消解了征服者與順民、主謀與被害人等二元對立的框架。藝術家將看似互不相干的生命與海洋的緊緊扣連，卻又刻意迴避編年史條理分明的直線思考。我們如何借以尋找連結不同群體、不同地域文化的新思維﹖自浩瀚汪洋回望陸地，我們如何訂定疆域﹖如何理解征服與擁有、飄泊與安頓﹖Virginia Woolf曾說﹕「我根深蒂固，也同樣流動不已。」或許我們更急切追問的是，如何自全球化霸權、殖民過去與國族大義之間，找回自己是誰、又想要成為什麼人﹖
我們記念過去，為求從歷史的經驗了解今天的來龍去脈，好讓我們認清自己的面目，創造更美好、更符合公義的未來。記取歷史，不是為了把生活的不如意堆到誰的頭上，更不必以過去的經驗局限自己。過去也許沉悶、荒謬、幸福、悲慘又或愚昧，我們只能誠實面對。任何虛飾溢美只會掩沒真相，逐步墮入集體失憶而不自知。即使不明白不理解甚至無動於衷，歷史傷口依舊隱然作痛、依舊自過去幽深之處豢養著憤怒、仇恨與絕望，隨時以最無可理喻的方式反撲過來。博物館發掘移民、女性又或少數族裔的故事，其目的就於自不同社群發掘新視點、新論述，與社會一起理解歷史、接受過去的傷痛。法農曾有一番豪言﹕
「無論以何種方式，我都不應該從有色民族的過去得出我志業的初衷。我並不把自己當成屬於任何過去的人。我不要以我的現在和未來做為代價來歌頌過去。」
唯有認清過去的糾結、撫平歷史的傷口，我們方能逐漸明白何謂文化的自主自立自由，不再盲目追求什麼國際化、亞洲第一 等幻象。 我們有勇氣尋找自己的真面目嗎，理直氣壯的說「香港人是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