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頭恐龍，儘管生活離不開手機，卻對於博物館運用數碼技術例必吸引觀眾的信念深表表疑惑﹖當Hirshhorn Museum大張旗鼓宣傳其「博物館之眼」(Hirshhorn Eye)，我不得不親身試玩一下，查探新技術又帶給觀眾什麼﹖
這是2018年6月新出爐的導覽體驗。據Hirshhorn Museum的新聞稿，「博物館之眼」不是手機應用程式，觀眾毋須費神下載，只要拿著手機掃過展場圖像就可以在手機接收資料，解讀藝術作品。宣傳口號更稱聲﹕「一瞬間，藝術愛好者即與藝術創作人相遇」。與藝術家相遇是否就能理解作品全賴於其人的個性—有人直接坦率，也有人故弄玄虛。我好奇的是，新技術如何拓展觀眾對藝術的想像﹖其內容能否發揮數碼技術的潛能，同時照顧觀眾的需求﹖
先旨聲明，我並不喜歡博物館導覽耳機、數碼屏幕，又或什麼3D虛擬體驗。不知多少次付錢借用導覽耳機，卻發現博物館導覽竟然一字不漏的朗讀展場文字，而且背景音樂毫無想像力、語調又字正腔圓得悶氣，完全妄顧閱讀文字與聆聽訊息的感官差距。耳朵受夠了，我寧願靜靜的看作品，任由想像漫無目的閒逛。
其後，博物館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研發出一套又一套APPS提供不同展覽、不同主題的導覽。APPS通常自有一套奇怪的方程式﹕文字加圖像加錄像 (偶爾還附加乏味而粗率的音效與小遊戲)。這些文字大多是展場文字的複製(又或刪減版)、圖像當然就是展場所見的作品，而錄像就播放了策展人或藝術家訪談。我曾經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試用館方導覽APPS，文字理所當然與展場介紹一模一樣，附加資料竟然連接至維基百科，而3D掃描又無法提供近距離觀察雕塑的機會。唯一安慰是音樂並不難聽，其編採旨在引導觀眾回到展品所屬的地域文化與年代，總算知多一點點。這就是新技術的大發現﹖為何我容許這樣的APPS霸佔手機少得可憐的內存空間﹖
博物館相信數碼媒介的新奇好玩，有助促進觀眾與展品的互動。其中最厲害的技術莫過於Cooper Hewitt Design Museum的智慧筆。觀眾憑著筆端的感應儀可下載展品的相關資訊，並且即在數碼屏幕觀看。當我參觀博博物館時，感應儀大抵已屆退休之齡，幾乎每件展品也必須素描三數次才一頓一挫的吐出資料。對於新科技，我是耐著性子學習的。何況這項新技術還鼓勵我走到展場的互動屏幕閱讀資料、從不同角度觀察展品，並且在其「Play designer」(玩味味設計)平台試著設計器物，理解設計思維。當我走近互動屏幕，卻發現大夥眾也愛圍著互動屏幕，只好放棄在屏幕找尋展品或閱讀讀課題，以免妨礙他人遊興。
不過，觀察遊人如何與數碼平台互動也是相當有趣的。不少時候，大家在屏幕上下左右擺弄展品的3D圖像，卻沒有任何資料說明展品的細節何以值得觀察。一只包浩斯風格的純白碟子，任憑觀眾如何擺動也只是一片白色圓而扁的東西。螢幕只顯示展品的名字—碟子、製作年代—1920、出品地—德國，卻無從知曉為何看著這東西、這東西又有什麼好看。新技術也就形同虛設。
「少即是多」似是設計業崇尚的美德，「Play designer」平台也簡潔得幾乎難以查知如何操作。大伙兒從平台僅見的圖像左撥右畫，試圖製作一件不成樣的「東西」，但這是什麼物件、設計這樣的物件講求什麼原則、物件如何解決日常生活所需一概不得過問。這跟在紙上胡亂塗鴉有什麼分別﹖唯一分別就在於紙上塗鴉總算是完成一項小玩意，引人一粲﹔而互動平台看似酷得很，觀眾卻往往玩不得其法，使得程式運作又慢又卡，然後一下子當機，大家一哄而散。
新技術尚且承諾觀眾可以下載任何相關資料，回家仔細閱讀。其高明之處在於博物館可以藉此收集觀眾的參展路線與下載資料的喜好，從而思考如何策劃展覽。我滿懷興奮的下載資料，回家卻發現也許自己太毛躁、下載速度又慢，留存下來的資料僅餘一半左右，有些圖像更難得全豹。
帶著不堪一提的氣餒，我發現博物館導覽的問題並不在於數碼技術本身，而在於博物館如何鋪排導覽內容，豐富觀眾對於展品的認識。又炫又酷的技術固然令人耳目一新，但內容只顧自說自話、又或老氣橫秋，新技術也照樣乏善足陳。Hirshhorn Museum的「博物館之眼」又能否提出導賞的新形式﹖
不作霸氣大堆頭花樣，但策展主題卻既有創意，亦富研究深度，是Hirshhorn Museum的一貫風格。「博物館之眼」的設計亦以爽朗的黑白灰為主調，便於閱讀相關資料。博物館提供穩定的無線網絡，觀眾可以自「hi.si.edu」直接連接至導覽平台。在展場，舉凡看到眼球標示，即可掃描藝術品圖像，獲取與展場文字不盡相同的資料。
如非裔藝術家Glenn Ligon的作品〈黑似我．2號〉(Black Like Me #2)。狹長的畫面反覆印著一句令人不安的話﹕「All traces of the Griffin I had been were wiped from existence…」(我的記印一一被抹去，彷彿Griffin這個人不曾存在)。生命的印記可以被抹殺嗎﹖ Griffin是誰﹖為什麼藝術家執著於這樣的句子﹖
展場文字說﹕「取自John Howard Griffin的著作《Black Like Me》(1961年)，藝術家檢視白人作者如何不惜代價改變其膚色，使其得以體驗如何黑人的生活景況。不斷重覆書中一句話直至畫面糊成一片墨黑，反映作者Griffin改變身份的經歷。藝術家以其黑人的身份挪用這句話，作品揭示了非裔美國人的經歷被主流社會抹殺的暴力。」
這段詮釋簡單利落，觀眾得以理解句子的出處與藝術家為何借用想法，並從畫面黑與白、清晰與含混的對比，反思不同身份的人如何於身處於同一社會。
對準圖像一掃，「博物館之眼」讓觀眾聽到藝術家的介紹﹕
你所看到的繪畫，呎吋為80寸高、30寸寬，其比例與平日所見的一扇門相若。這是生活習以為常的呎碼，我們的身體早已適應如何穿梭其間。而我感興趣的文字，大多包含著人的生命經歷，如「我並不常常自覺是有色人種」又或「我記得自己成為有色人種的一天」等。因此繪畫特意採用與身體密切不過的比例，強調文字飽含人的聲音。
我的工具就是在文具店買得到的塑膠字母模板與油彩蠟筆。創作過程中，我不斷重覆同一句子，由上至下一直的重覆著。油彩時而逸出界線，模板留下的油彩又黏在畫面，重重疊疊之間，文字漸漸糊在一起，再也分不清黑與白的界線。
觀眾大可從Glenn Ligon平緩的語調感受到其人透著知性的冷靜。即使文字帶著一股殘酷，藝術家的用意就在於改變語句的語境，並以塗抹拭擦與覆蓋發掘文字的多重意義。膚色如何定義我們﹖我們又為何容許自己變成別人眼中的樣板﹖含糊混雜又是怎麼樣的身份﹖
藝術家介紹約兩分鐘，策展人隨即針對作品加以補充﹕
藝術家一直反思歷史及文學著作如何描述非裔美國人的經歷。其作品大多引用作家與民間領袖Zora Neale Hurston、James Baldwin以及Jesse Jackson等名言。
這作品引用的文字來自白人記者John Howard Griffin於1960年出版的著作《Black Like Me》，記述他偽裝成黑人深入美國南方鄉郊的遊歷。文字記錄了Griffin在鏡中看到自己的黑人容裝而引發的感悟。
與展場文字相對比，數碼平台的介紹顯然更為直接。前著著意於介紹藝術作品的創作理念，因而直指「作品揭示了非裔美國人的經歷被主流社會抹殺的暴力」。後者提供了藝術家Ligon的角度，又就其創作手法提供了背景資料，使得作品的意義更形豐富。藝術家向來考究文字與當代社會的關係，這作品所引用的文字來自1960年代初，那是種族隔離 — 膚色足以惹來拒絕、惡言惡語與拳打腳踢的時代。記者Griffin以藥物與日光燈照射的方法令改變自己白人的身份，還膽敢走入種族偏見最為凶狠的南方鄉郊，寫出「黑人」無身份、無地位、連自己也恨不得消失世上的孤獨與虛無。半世紀過後，Glenn Ligon回看這段令人髮指的經歷，其意在種族，卻也超越種族。究竟我們以什麼定義人的價值﹖如何判別非我族類﹖或許種族膚色不再是唯一指標，但政治取態、文化背景、經濟地位呢﹖黑與白截然二分許是我們腦袋不良因子作怪﹖
因應手機版面有限，導覽平台設計得簡明，觀眾撥動指頭就能理解作品於一二。其內容大多依據特定的格式﹕先由藝術家以一、兩分鐘介紹其關注的課題與與創作方式﹔策展人提供基本資料以便理解作品；然後引用藝術家對其創作的總結﹔再拋出問題、邀請觀眾思考作品形式及其其延伸的課題﹔還有一張貼圖用於社交平台分享。假若展場尚有其他作品觸及相關課題，其作品資料亦會一一羅列。
博物館導覽需要什麼﹖顯然，不是數碼遊戲，也不是什麼3D影像，而是藝術家的聲音、策展人的思考與點燃想像力的詮釋與疑問。在Hirshhorn Museum逛了幾趟，我發現自己即使採用「博物館之眼」卻毋須時時刻刻盯著手機屏幕，反而從藝術家的訪談與教育人員的提問找到不同視點，試著從不同方式觀察作品的聲色質感，想像藝術家創作所帶動的理性感受與感性思考。藝術作品值得一看再看，不純粹出於什麼經典鉅製、技術高超，而在於藝術家的想像與思考。想像與思考無法收納於導覽平台，也不存在於詮釋文字，只存在於觀眾與藝術品交流的瞬刻之間。畢竟與藝術交流其實所需無幾，一點時間與耐心，或許再加上一段基本資料就已足夠﹗數碼導覽技術也好、詮釋文字也好，我們需要觸發想像與思考的火花，並不需要成斤成擔的柴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