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廉租公寓有什麼價值﹖建築師或會說﹕沒有。這裡無法說明當地建築業的頂尖技術、也無法突顯材料造工的心思。歷史迷也許會點頭稱道﹕不錯。這裡沒有達官貴人的足跡，室內空間也太跼促，藏不了爭名爭利爭竉爭權的隱秘。可是，一名狂婆子卻說﹕「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能訴說美國故事。」何以見得﹖
這狂婆子是Tenement Museum 的創辦人Ruth J. Abram。她說﹕
「這座舊公寓讓我們開拓討論的空間。在這裡，每一扇門後都住著一戶人家，他們擁抱不同宗教、說著不同語言、有著獨特的個性與想法。但在這走廊、涼台以至大街，他們一起追逐著美國夢。」
70年間，這裡迎來逾7000名、來自20多國的新移民。這是十九、二十世紀紐約惡名昭張的貧民區。區內的公共衛生設備僅按政府規定而勉強湊合，家庭主婦與流動攤販、街童、乞兒、三教九流混雜街頭，四處擾擾攘攘、人來人往踐踏著污泥、垃圾殘渣與熟爛生果，將邋遢衰敗的腐臭帶入室內每一落角。然而，這所公寓卻是新移民賴以容身的家，見證他們咬著牙根、併手抵足爭取發達社會過剩的安穩與和樂。對於美國這移民大國而言，還有什麼比一波又一波移民的經歷，更能說明美國文化的底蘊、更能探究美國所引以為傲的公民價值又是什麼﹖
話說回來，博物館所討論的移民故事並不光鮮。憑藉著地政檔案、口述歷史訪談與相關文獻資料，他們復原了不同年代、不同家庭的生活景況。但破舊又狹小的家居空間委實不宜遊人隨意參觀。有見及此，博物館按其研究所得，安排不同主題的導賞團，討論新移民何以甘心拋棄原有的一切﹔如何熬過一無所有、無所適從以至偏見歧視，重建生活﹔如何投入美國社會、又緊守著自己與本身文化傳統的連繫﹖根據不同的主題，博物館設計不同的參觀路線，由導賞員引領參觀者走入過去移民家庭的生活環境，輔以歷史圖片、新聞資料以及訪談片段等，發掘他們如何於美國立足，其故事又如何反映美國社會的變動。對於美國社會而言，大多數家庭都藏著或遠或近的流徙記憶，但新移民的抵步卻一再引發出不滿與衝突。博物館以歷史學的角度探討移民的經歷，試圖越過眼前的憤怒與恐懼，借此反思﹕大家身處同一片土地，我們如何包容彼此的差異，甚至擁抱差異帶來的多元文化﹖
難道外貌不同、文化習尚不同，我們就足以判別彼此差異，截然劃出文明與野蠻的界線﹖博物館設計的「愛爾蘭外來者」的主題賞覽提出不一樣的辯證。
當天導賞員領著我們踏上吱吱作響的木樓梯，走入愛爾蘭家摩亞氏(Moores)的客廳。這是尋常不過的家居環境 — 只容住客貼牆而行的狹小睡房，洗晾衣物、廚具與打掃用品擠在一處的廚房，客廳留著無法匹配成套的餐桌與椅子、還有母親賺取外快的縫衣籃…這裡的生活捉襟見肘，但大門掛著聖女布麗姬十架(St Brigid cross)、餐桌擺放著尚待加工的針織童裝、又以仿中式青花瓷餐具作裝點，盡顯母親營造安樂窩的心思。從觀察家居佈置，導賞員讓觀眾一起發掘愛爾蘭家庭如何在異地保留愛爾蘭生活的觸感。
這對夫婦為何毅然割捨家鄉的一切呢﹖
1846-1851年間，愛爾蘭大飢荒奪去當地100萬人的性命，150萬人為求一口溫飽而離鄉別井。1860年代，摩亞太太Bridget與丈夫Joseph就隨著這股移民潮前往美國。當時他們並不相識，卻同樣毅然踏上「棺材船」，為自己的未來賭一把。歷史學者統計，遠洋航行的船艙又迫又髒，加上沿途風寒、勞累與飢餓的煎熬，往往有1/5乘客死於途中、1/5抱著病軀抵岸。單單以1847年航行的輪船Abercorn為例，400名乘客抱著美國夢出發，40天航程後，餘下260人繼續實現夢想。Bridget與Joseph顯然是幸運兒。
獨在異鄉為異客是怎麼一回事﹖導賞員讓我們翻閱當時的新聞廣告與社論漫畫，試圖打開想像的窗縫感受過去發生的人與事…
抵岸那一刻，那遙不可及的異地一下子迫在眉睫，他們或許被興奮、緊張、惶恐、憂傷等千百種心念撐漲著身體，根本無暇想到運氣什麼的。眼前大城市生氣勃發，燈火、人潮與車輪聲各不相讓，來自農村的他們可會感到煩厭、迷茫、抑或自卑﹖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是寂寞的。美國社會並不歡迎新移民。愛爾蘭人被視為粗魯的暴徒、保守落伍的天主教徒、目不識丁的猴頭。當時不少招聘廣告更明文標示﹕「愛爾蘭人不必應聘」(No Irish need apply)。
萬幸的是，Bridget一抵岸，即自同鄉推薦的介紹所找到女傭的工作﹔而Joseph的外貌不俗，又稍通筆墨，得以當上薪水優渥的餐廳侍應，毋須與同胞爭奪建築、礦業等粗重工作。生活暫且安穩下來，但敵意與歧視卻如影隨影。儘管兩人看來與美國大眾相差無幾，但衣飾打扮、說話動作卻始終滲著惹人嫌的愛爾蘭氣息。當時流行的愛爾蘭民歌拗頸的高唱﹕
Pat或Dan等聖名
有人當作霉運
我卻視為榮譽
生而為愛爾蘭人﹗
Some do think it a misfortune To be Christened Pat or Dan But to me it is an honor To be born an Irishman.
摩亞夫婦的客廳播放著理直氣壯的歌聲，導賞員追問﹕Bridget與Joseph會為此而自豪嗎﹖他們的心事無人能探究，但他們卻無法、也從沒有與自身文化割離。每個星期天舉家到紐約的聖博德主教座堂(St. Patrick's Cathedral)做彌撒、每年參與聖博德節巡遊，家裡更擺放愛爾蘭民權領袖Daniel O’Connell的油印畫像。除了肯定自我，他們何以衝破歧視的羅網﹖尤其是，橫梗在他們面前的，是日復日、年復年維持生活所需的挑戰。
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運作使得Joseph的收入毫無保障。生意淡靜的時候，他往往開工不足，只得跑到其他酒吧找兼職。婚後，Bridget留在家中照顧孩子，同時替人縫製新衣、洗熨衣物幫補家計。困乏中，這家庭還得在生與死之間掙扎。1866至1882年間，Bridget誕下8名嬰孩，但長大成人的僅得半數。她的生命走過了36個寒暑，身體再也挑不起家務、育兒與兼職的擔子而倒下。愛爾蘭移民家庭還可以為自己爭取什麼﹖
當時美國大眾想像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移民笨得不懂投票，無力參與社會，最終只會招徠梵諦岡插手美國政治，破壞民主體制。但從美國商家看來，愛爾蘭移民可是最會惹麻煩、捋虎鬚的魔星。他們拉攏同伴組織工會、發動罷工抗議，從不怯於爭取權益。即使不直接參與社會行動，愛爾蘭移民也是最團結一致、勇於投票左右政局的族群。早於1880年，他們的選票讓同鄉William R. Grace當上紐約市長，四年後又把Hugh O’Brien推上波士頓市長的高位。選票的數目讓愛爾蘭移民成為政客攏絡的對象，而政客也就必須回應社群的訴求，改善公共醫療、衛生與社會服務等設施，以選票掌握權力。Joseph任職的餐館正是由民主黨的選舉機關Tammany hall所掌控的。不難想像，其職位、甚至喪妻喪兒時得到的援助，多少牽扯著愛爾蘭選票的政治考量。
處身於摩亞夫婦的家居，導賞員讓我們從新移民的經歷，勾勒出選舉政治與移民社群的互動，從而探究社會整體從歧視到接納移民的漫長歷程。社會情態不同了，或許今天沒有人再指稱美裔愛爾蘭人粗野無文，但直至1960年代，甘迺迪競選總統時，仍然需要表白其對國家忠誠絕不會因天主教徒的身份而改變。我們不得不反思何以偏見成見定見如此頑固﹖我們非得以膚色、種族、宗教、性別區分彼此的差異嗎﹖再進一步，千差萬異背後是否都藏著同一樣的盼望—渴求政局和平、生活安穩、自己足以掌握命運﹖這些盼望能否創造維繫彼此的公民價值﹖
Tenement Museum書寫的移民故事，並不局限於愛爾蘭人、波多黎國人、又或中國人，而是將少數族群的安家立業的經歷引入美國史。那是美國社會如何拓展何謂「美國公民」、如何包容文化多元的歷程。對於遊客而言，這座博物館講述的是平凡人的美國史，讓我們看到平凡人如何掌握改變命運、爭取社群權益的動力。
這座博物館的故事讓人動容，因為他們不求覆述經驗教訓與道德命題，也不以宣揚偉大人物的榮光與草根階層的智慧與堅毅為己任。他們所做的，就是研究與展示歷史發展複雜紛紜的現象，藉由不同視點與角度，思考現象背後的政治角力、社會情態與文化轉向。述往事、思來者。我們的未來將往何處去﹖博物館與公眾討論過去，尋找的就是未來，其憑藉的就是當下如何開拓思考空間、引發社會轉變的動力。作為公眾一份子，我們又是否願意參與其中﹖